這也難怪,自1998年國務院發出23號文件始，我國就停止了住房實物分配，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并建立起職工住房補貼制度，完善住房公積金制度。縱觀十年歷程，盡管住房分配貨幣化的市場化方向是正確的，但很快出現了“房價猛于虎”問題，使中等收入“居者有其屋”的古樸理想在今天越來越變得不可及。

近年來日漸凸顯的高房價，除人們熟知的地價過高、開發商追求暴利以及富人和窮人搶房外，最大問題還是快速城市化導致人口大量進城，其中自然不乏有錢人和城里人“爭”房，從而不斷推動著房價的暴漲。其根源自然是制度設計問題，公共住房制度的缺位是現行住房制度的最大失誤，也可以說是政府的失職，是民怨的根源，這個問題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當前提出“三三制”住房制度，就是對前一階段房改的發展和完善，改革和創新。事實上，“三三制”并非李明等專家的突發奇想，而是在國際上早有先例。新加坡是國際社會公認的住房問題解決最好的國家，他們的社會住宅就是由政府投資建造，以優惠條件出售。梯級消費加上公積金支持的購買力使新加坡80%以上的居民購買了政府建造的組屋，其余20%富人購買商品房。而在日本，低收入家庭住房由地方政府下屬的國營企業負責供應，其余20％高收入家庭則由民間的私營公司提供商品住房。美國國會在1949年通過了《全國可承受住宅法》，宗旨就是要保障公民的居住權。1950年，杜魯門總統就建議國會為幫助中等收入家庭頒布新的立法，以使非營利集團能夠為他們提供住房，并控制房租價格的上漲。

由此可想，“二次房改”要面對的是占城市人口六成以上的多數群體，實行“住房是準公共產品的住房國策”和“低端有保障、中端買得起、高端有選擇”的“三三制”住房制度理應成為我國“二次房改”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