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產依然是今年全國兩會上最熱門的話題之一，代表、委員見面必問房價是漲是跌。在經歷2009年房地產市場的驚魂過山車后，我國住房制度該走一條什么樣的路，引起了社會更多的思考。

無獨有偶，“二次房改”之說在兩會上再被提及。

以全國人大代表、杭州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為首的十余名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今年提交全國兩會的議案、提案中再提“二次房改”，建議由政府主導提供住房服務，并提出形成“三種住房制度，三類供地方式，三支隊伍參與”的“三三制”。保障性住房也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們提案中的熱詞，致公黨中央、工商聯、農工黨中央、民革中央、民建中央等均就此問題建言。

中國住房制度走什么路？

保障性住房并不是一個新問題，早在1998年住房商品化改革之時，國務院曾經下文要求各級政府盡快建立起以經濟適用房為主和租售并舉的住房供應體系，之后每次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中，加大保障性住房投資建設力度的字眼都在其中。為何又開始重提？

“以前房地產市場基本模式沒搞清楚，是市場化呢？還是保障性加市場化呢？市場化的就必然帶來投機。可以說多種因素都可能影響房價上漲，但制度的選擇是最關鍵的！”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全國政協委員李慶云說。他認為住房制度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完全市場化的，例如美國，因為其經濟發展水平高，收入差距較小，且房屋市場存量大。另外一種是政府加市場，例如香港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雖然發達，收入水平也高，但收入差異相對大一些，這時候就需要政府的保障。而拿中國的國情與之對照，后者更為更適合。

他也指出，在我國，保障性住房的主要對象是新加入就業大軍的大學畢業生和進城農民工，這兩個群體加起來每年有2000多萬人，再加上每年的積淀，需要房子但買不起房子的人數量更為龐大，因此住房制度的模式必須改變。

12年前的住房商品化改革讓許多中國老百姓有了自己的房子，也拉動中國經濟走出了亞洲金融危機之后的滯漲。“中國的房地產發展模式實際上學的是香港，但只學了一半。學的是蓋商品房賣地，但沒學蓋保障性住房這塊。”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管學院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如是說。他也頗為贊賞新加坡和香港的發展模式，二者分別有70%和50%的人住在政府開發的房子里面，因此，李稻葵委員常常拿兩個國家來舉例子。

“以前房地產市場就是一片亂象，什么都沒理順，但現在中央逐漸加大了對保障性住房的重視程度，各地方也在開始做，而且明確提出打擊投機性住房投資，我很欣慰，把問題理清楚了一切就好辦了。”李慶云如是說。

房改對房價影響幾何？

作為國民經濟的經濟支柱，房地產業對保增長的貢獻十分顯著。2009年，全國新房和二手房的成交額有望突破6萬億元，相當于同期GDP的五分之一強；房地產開發投資額預計達3.6萬億元，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接近19%；在增量固定資產投資中，房地產貢獻逾三成。

面對這樣一個經濟支柱，保障性住房的大量入市會對經濟增長帶來沖擊嗎？

“有的人不理解會有這樣的擔心，有的人是因為害怕會有這樣的擔心。”李慶云說。他認為，如果有影響就是因為保障房的數量太少，如果保障房比例提高到50%以上，這些開發一樣需要鋼筋水泥，一樣需要裝修家具，一樣的拉動經濟增長的，對經濟總量的影響不大，而且更好更健康。

李慶云堅持保障性住房不止要做大也要做好，要保證質量也要保證面積合理，并且要以租為主，符合條件都可以進來，不再需要的可以出去，做成一池活水。“保障性住房做大做好會對房價會有很大的影響，因為房屋供給增加了，購買需求會減小，同時會影響消費者預期。”

對于房價問題，溫家寶總理日前在與網民交流中表示，有決心在本屆政府任期內能把房價管好，使房價能夠保持在一個合理的價位。李稻葵認為，合理的水平有兩個標準，一個是中等收入的家庭和個人應該能買得起房，第二個是房價與租金不能脫鉤，房價過高而租金不高就表示有泡沫在里面。為了達到合理的房價，政策毫無疑問非常重要，但是體制也要跟上，光有政策而沒有體制是不可持續的。“特大型城市的調整在所難免！在溫總理和網友交流后我更加堅持這個觀點了。”

如何讓地方政府動起來？

保障性住房的進展很慢，關鍵在于地方政府動力不足，缺錢是第一條理由。在1月19日召開的“保增長保紅線行動”成效座談會上，國土資源部給出了一組數據：去年1到11月，我國保障性住房用地供應27.54萬畝，僅完成年度計劃供應量的46.66%，完成不到一半。

對此，李稻葵委員表示，要從體制上保證房價達到一個合理的水平，就必須要改變當前房地產作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主要來源的格局。他在本次兩會上的一個提案就是關于建議中央政府允許地方政府以自己的保障性住房作抵押到市場上去發債。“盲目發債不行，地方政府要以保障性住房做抵押來發房地產債，現在是老百姓去銀行借錢，需要轉為地方政府自己直接開發直接舉債，然后把這些住房提供給那些需要住房但又買不起房的家庭。當然，為了抑制他們的牟利沖動還有待公眾的監督。”

“中國不缺資金，政府錢很多，銀行流動性良好，民間資本也充裕，就看你怎么用怎么花。現在的土地出讓金最終要轉嫁在百姓身上的，應該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李慶云說。他表示，籌集資金可以吸納社會資金，如社保資金。另外，在保障性住房的類型上必須要有所選擇，以前是建經濟適用房、兩限房，管不好也容易出問題，最好是建公共租賃房，地方政府成本低不虧本還有利潤。李慶云委員提出，可以搞金融創新，發行債券，最好使之證券化，這樣可以收回資金再去建保障性住房。

另外，李慶云認為從根本上打消政府的賣地沖動，就應該把土地出讓金收歸國稅，而現在是收歸地稅。“收歸國稅后再通過轉移支付全額返還給當地，并規定有大部分金額是建保障性住房的，這樣，地方政府建保障性住房的興趣就會提高，這也需要從立法上加以確定。”

“解決保障性住房不是一年兩年的事，但只要政府路選對了，立場明確了，并且真正有了辦法，這個問題一定能解決！”李慶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