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炳寰是香港商人。1949年以前，他曾是梧州淀粉廠的老板，后來到了香港定居，做柴炭生意成了大商家。羅炳寰是一個念舊的人，改革開放以后，看到廣西邀請境外客商前來投資，加上考慮到自己有些親戚朋友還在梧州生活，于是決定在梧州投資做生意。

當時六堡茶在境外市場比較暢銷，一些香港茶葉加工商就在香港加工制作六堡茶搶占市場。那時，受到人工和租金成本等因素制約，很多香港茶葉加工商都選擇在九龍一帶的工業區地下室制作“陳茶”，許多香港人只知道“陳茶”而不知道六堡茶，六堡茶在香港市場都叫“陳茶”。羅炳寰知道梧州有很多閑置的防空洞，認為在防空洞加工陳化的茶葉會優于在地下室加工的茶葉，所以想在梧州設廠制茶。

因為梧州市航運公司當時與香港的業務往來比較密切，所以，在20年代80年代中期，羅炳寰找到了張子壽（時任梧州市航運公司總經理）洽談在梧州設廠制茶的計劃，希望張子壽幫助聯系，以便回梧州考察防空洞的環境。張子壽很快選擇了一批防空洞，然后邀請羅炳寰到梧州考察。羅炳寰考察以后，覺得投資環境很理想，于是與梧州市航運公司負責人商議利用航運公司位于平民沖山上的防空洞加工出口六堡茶。

為做好茶葉的加工，梧州市航運公司和羅炳寰合作建立了“梧州云山食品有限公司”，羅炳寰占六成股份，梧州市航運公司占四成股份。加工制作好的茶葉，我們計劃出口運到香港，交由羅炳寰創辦的“勝利行”（即香港勝利行出口有限公司）負責銷售。

合作沒多久，張子壽外調到香港工作，隨后，陳仲來接任梧州市航運公司總經理。有一次，我到香港出差，工作之余，羅炳寰約我喝茶，商談合作制茶事宜。我們談得很投機，為此，羅炳寰拜托我多過問云山食品公司的茶葉加工事項。

由于羅炳寰一直有喝茶的習慣，而且他和梧州茶廠歷任負責人都有交情，加之梧州六堡茶在境外比較有名氣，因此羅炳寰決定將茶葉加工制作方向定位在六堡茶類茶葉。之后，他多次帶技師到梧州茶廠參觀學習，我每次都全程陪同，所以得以了解梧州茶廠生產六堡茶的工藝。之前，我從未接觸過茶葉制作，在看了整個制茶流程，并品嘗各種六堡茶之后，我對各種六堡茶產品的優劣之處有了一定了解，這對我協助羅炳寰建廠制茶起了很大作用。

起初，云山食品公司的廠址在梧州市航運公司位于平民沖山上的防空洞（現在梧州市第八中學附近），并新建約3000平方米的三層高廠房及倉庫，頂層用于存放準備出口的成品六堡茶，第二層是包裝車間，底層是茶葉發酵車間，經過發酵的茶葉就放在旁邊的防空洞里陳化和存儲。

云山茶廠舊廠房的防空洞入口  李勇供圖

在我印象中，羅炳寰做事很認真，如果發現員工懈怠，他會嚴厲批評；如果知道員工工作踏實認真，他又舍得花重金獎勵。羅炳寰對六堡茶的制作同樣要求很嚴格。比如在發酵階段，我們把茶葉用麻包袋裝好后堆在發酵池里，大約3天就要翻堆一次，要保持發酵溫度為50多攝氏度。當時為了確保發酵溫度準確，我們要把一支溫度計插在發酵的茶葉堆里測溫。待六堡茶發酵完成，我們又要打開麻包袋將茶葉另外裝入新的袋子，再將打包好的茶葉搬入防空洞陳化。最后，我們還要每個星期進行一次“翻包”，即把放在最底層的茶包搬出來放到頂層。在制茶的整個過程中，我們要花費很多功夫，使用很多勞力。這些勞力都是我們在梧州郊區聘請的農民，每個農民每次制茶時都可以獲得1000多元的報酬。當時是20世紀80年代末期，這個工資水平在梧州是比較高的，因此許多農民都安心地在云山食品公司里制茶。有的農民干脆住在廠里，方便管理倉庫。

生產車間創辦之初，我看到有工人在加工茶葉時赤腳踩在茶葉堆上淋水發酵茶葉。由于四處走動，他們的腳上會沾上很多雜物，尤其是雨天，他們從室外還會帶來泥水。我認為這很不衛生，于是要求工人們翻堆茶葉時必須穿上干凈的水鞋，并在發酵池上方架設橋板，這樣，工人們就可以站在橋板上給茶葉堆淋水，從而避免直接踩踏茶包，確保茶葉加工的衛生潔凈。對此，羅炳寰大加贊賞。后來，因為梧州市開展地質災害整治，“云山公司”搬遷到了錢鑒，生產規模變小，但在生產管理上一直保持嚴格要求。

由于內地原料供應量難保證，加上羅炳寰是香港商人，受當時的政策限制，如果他在內地購買原料加工茶葉，不能享受退稅優惠，因此，經過考慮，羅炳寰最后選擇從越南進口茶葉原料。越南的賀江和我國云南西雙版納相鄰，那里出產的茶葉很有名，產量很大，而且價格便宜。于是，“云山公司”的茶葉原料就從賀江附近購買，然后打包經深圳口岸用船沿著西江運來梧州，以香港產品“來料加工”的形式交由“云山公司”加工。這些從越南收購回來的毛茶屬于粗枝大葉的大葉種茶葉，又被叫做“大葉青”。當時，羅炳寰每年從越南進口四五百噸毛茶，其中有一部分是幫梧州本地茶企買的，因為當時梧州的六堡茶毛料緊缺，其余的毛料就用于“云山公司”加工茶葉。另外，當時梧州茶廠的生產訂單不足，茶廠的領導和羅炳寰相熟，于是，“云山公司”也與梧州茶廠合作加工了部分茶葉。那時候，因為國家對于來料加工管理很嚴格，運進來多少毛料，就要生產加工出口多少成品茶，多一斤或少一斤都不行，查出來都會被懲處，所以我們加工制作六堡茶時都很仔細，不敢掉以輕心。

云山茶廠內的成品倉庫  李勇供圖

我記得從1991年開始，羅炳寰每年在梧州加工制作后出口香港的茶葉都是三四百噸。“云山公司”在早期制作茶葉的時候，遇到了不少問題。比如，按照海關當時的規定，要求來料加工的貨品只能在中國內地停留半年，但半年時間對于六堡茶類茶葉的制作而言實在太短了，發酵陳化時間明顯不足。于是，我們改進了防空洞的環境，使其能夠加速茶葉后期發酵陳化速度。

以前，我在幫助管理云山食品公司時，每一批茶葉的制作都會做好相應記錄，包括采購時間、重量、發酵時間等都要標寫清楚。一般而言，制好的茶葉放入干倉三個月后，就可以出口香港。同時，我也會將記錄的情況及時與在香港生活的羅炳寰溝通。“云山公司”投產以后，羅炳寰每年只回梧州幾次，但通過及時的溝通交流，他對于“云山公司”的經營情況了如指掌，這也方便他謀劃公司在香港茶葉市場的布局。

另外，由于雙方是合作伙伴，“云山公司”加工的六堡茶當時全部通過梧州市航運公司的船舶外運到香港，到達香港后，再由“勝利行”接收。然后，“勝利行”會將茶葉交由茶葉經紀推銷到香港各大茶樓酒樓。羅炳寰會按照茶葉銷售的重量提成相應傭金，獎勵給參與推銷的經紀人，由此，他在香港的茶葉生意越做越大。考慮到市場競爭和商標名稱等因素，“云山公司”制作的茶葉在香港銷售時，以茶的工藝性質命名為“原舊茶”（傳統堆悶發酵茶）和“陳茶”（冷水發酵茶）。六堡茶有一道工序是要經過鍋爐蒸壓，而“云山公司”加工的茶葉是沒有經過這道工序的，這些茶葉在香港銷售時使用的牌子叫做“雙棱”。

一直以來，“云山公司”在梧州加工的茶葉出口量每年都保持在幾百噸。后來，我因為本職工作太忙了，難以兼顧“云山公司”的管理，就向羅炳寰推薦了其他的年輕人。在這之后，李勇又負責起云山食品公司的日常管理。

十多年前，羅炳寰去世，我們和他的合作逐漸收縮，他的茶葉生意由其女兒羅降玲負責。從那以后到現在，“云山公司”在梧州加工好的茶葉仍然用集裝箱貨船在李家莊碼頭裝船沿西江運去香港，交由“勝利行”經銷。不過，羅炳寰去世后，“云山公司”的茶葉出口量慢慢下降。我聽說，由于各種原因，如今羅降玲也準備淡出茶葉經銷領域了。

我認識羅炳寰，他原來是梧州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去了香港，后來在香港把生意做大，成了大商家。改革開放以后，他成為廣西的政協委員。20世紀80年代后期，廣西大力招商引資，于是邀請他回廣西投資。

羅炳寰回到梧州考察，當時梧州有很多閑置的防空洞，他對此很感興趣，想利用這些防空洞做發酵茶。最后，他找到梧州市航運公司，與他們合作成立了“云山公司”，加工制作茶葉。

圖為20世紀80年代初梧州茶廠拍攝的六堡茶宣傳照片。 侯兆海供圖

我記得，羅炳寰開辦的“云山公司”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制茶。當時由市里安排，他還到梧州茶廠參觀學習了好幾次。后來，我也到他的廠里看過，他的工廠的制茶工藝和我們廠使用的工藝差不多。不過，羅炳寰那家茶廠使用的毛茶原料都是從越南進口的，是大葉茶。雖然我不知道“云山公司”當時進口毛茶的具體數量，但估計一定不在少數。那時候是六堡茶產業的低潮時期，梧州茶廠的訂單量不足，廠里也曾經和“云山公司”合作加工茶葉。

不過，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再聽到羅炳寰的消息了。

羅炳寰先生是香港“勝利行”的老板，早期曾經營梧州到香港的柴炭和木材生意，改革開放后，他曾是廣西的政協委員。

20世紀80年代，羅炳寰先生回到梧州，與以前的朋友合作加工制作六堡茶。在梧州加工好的茶葉，委托梧州市航運公司（由梧州市航運局演變而來）運到香港，由“勝利行”進行銷售，這些茶葉在香港銷路不錯。1990年，“勝利行”發起成立桂航聯合有限公司，為的是擴大茶葉加工經營業務，桂江船務公司和梧州市航運公司是經營船運業務的，自然也成了合作伙伴。

之前梧州市有很多閑置的防空洞，我們就把這些防空洞利用起來制作陳化茶葉。當時，我們聘請的制茶師傅是梧州茶企退休的制作六堡茶的師傅，因此，我們使用的是類似六堡茶的加工方法，做出來的茶也近似六堡茶，但是，因為我們使用的毛茶是“勝利行”從越南購進經由香港轉運到梧州的，茶葉的加工生產也以來料加工的方式開展，這些都有別于梧州的六堡茶。為避免對梧州傳統的六堡茶出口造成影響，當時，我們加工后再出口的茶葉叫做“陳茶”。這種茶葉到了香港市場，主要通過經紀供應酒樓。

1993年以前，梧州市航運公司在香港的船舶業務都由桂江船務公司代理，所以，“勝利行”運到香港的茶葉全部由桂江船務公司負責辦理，包括原料茶和成品茶在香港的一切轉運事務。1993年以后，梧州市航運公司在香港成立了梧港船務公司，在梧州加工制作的茶葉有部分轉由梧港公司代辦到香港事務。這一年，桂江船務公司也在梧州成立了“順景港澳船務公司”，經營梧州到香港的航線。所以，這一時期順景港澳船務公司和梧航公司的船都參與了“勝利行”在梧州加工的茶葉的運輸。后來，順景港澳船務公司開了定期航班，每個月都有各地的茶葉從梧州口岸運到香港，少則二三十噸，多則四五十噸，有時甚至達到六七十噸，其中三分之一左右是“勝利行”來料加工后返運回香港的“陳茶”。此后幾年里，“陳茶”每年的加工出口量都在兩百和三百噸之間，最高峰的時候是20世紀90年代末期，最多的一年，順景公司運輸出口的“勝利行”茶葉運輸量超過400噸。進入新千年以后，以來料加工形式進行這種“陳茶”加工的數量慢慢減少。

剛開始合作制茶的時候，由于梧州自身的毛料茶不足，我們曾在云南收購茶葉毛料，但是隨著普洱茶的產量上去以后，云南的毛料也不能滿足當地的生產需求了，我們只好去越南河江購買茶葉毛料。但是，沒過多久，河江方面的毛料也開始供不應求。幸虧羅炳寰先生有相對穩定的進貨渠道，這讓我們后來的“陳茶”加工很長一段時間得以使用越南進口的毛料。

香港的消費者大多將黑茶叫做“普洱”，再加上我們制作“陳茶”的毛料很多是越南的大葉種茶葉，茶葉的品種及種植環境和普洱茶的毛料相似，盡管我們所用制茶工藝和六堡茶制作工藝相似，但這些“陳茶”返銷香港的時候還是被大眾當作“普洱”。

從十多年前開始，受經濟環境和消費市場變化等各種因素影響，傳統的茶葉在香港的消費量漸漸減少，當然也包括六堡茶和“陳茶”。由于運輸方式的改變，慢慢地也沒有六堡茶由梧州到香港的船運業務了。

羅炳寰是廣西的政協委員，他與德信行（香港德信行有限公司）的關系非同一般。此前，羅炳寰在梧州經營淀粉廠，1949年以后，中國內地實施公私合營，當時中國內地的淀粉出口都由德信行代理，羅炳寰和德信行的老領導們都很熟悉。

我聽德信行的人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羅炳寰因為出身問題，個人境況不太好，他的淀粉廠也面臨破產。1957年，經德信行擔保，羅炳寰從梧州來到香港。羅炳寰到香港后經營柴炭生意，生意越做越大，他依舊不斷寄錢回梧州，妥善處理原來遺留的梧州淀粉廠職工的工資問題，所以，我認為他是一個講誠信的人。

“文革”開始后，羅炳寰和德信行的關系慢慢疏遠了。因為羅炳寰經營“勝利行”，在“天生行”又是大股東，當時“勝利行”和“天生行”都從臺灣大量進口“三合板”到香港銷售，和德信行在業務上存在沖突。而且，德信行是中國政府在香港的派出機構，當時大陸和臺灣的關系比較緊張，因此羅炳寰和我們的來往就少了。

林圣光(右)在憶述當年與羅炳寰的交往故事。 蘇愛清攝

我1971年到德信行工作，與羅炳寰的私交不錯。1993年，我離開德信行到了利安茶莊（香港利安茶莊有限公司）當董事經理。當時，羅炳寰在梧州辦廠制作“越南茶”運來香港銷售，利安茶莊也從他的“勝利行”大量購進這種茶葉。有一次，利安茶莊因資金周轉問題，超過約定日期一天還付不了貨款。羅炳寰從茶葉經紀口中得知我在利安茶莊任職后，就叮囑員工不用再追討這筆貨款。雖然如此，利安茶莊資金周轉過來后，還是立即歸還了這筆貨款。

在這之后，利安茶莊一直從“勝利行”購買羅炳寰投資生產的茶葉。不過，隨著羅炳寰的年紀越來越大，我們接觸的機會越來越少了。前些年，我偶然聽朋友說起羅炳寰去世了，覺得很可惜。

不過，我聽說羅炳寰的女兒接管了“勝利行”，繼續經營羅炳寰在梧州投資的“云山食品公司”，他的兒子則接管經營了他的“三合板”生意。“利安”因為不再經銷六堡茶類茶葉，所以很長一段時間不在“勝利行”買茶了，也不知道如今的“勝利行”是否還賣茶。